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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山诺水填志愿   逃考


    高考后填志愿,是所有高中毕业生都经历过的事,多半是在考分公布以前,但我们那年却在成绩公榜以后。
    一九七九年我作为复读生再次参加高考,算是没有辜负父母、老师的期望和自己的辛劳,一举成为地区外语状元。
    填报志愿前,与父母反复沟通,请各科老师指点,听取校领导、邻里和亲朋好友的意见,是常见的,我当时也是如法炮制的。当时的分歧主要在第一志愿,父母,特别是我父亲,坚决要求我填武汉大学英语专业,理由一是武大为名校;理由二是武大在武汉,离家近。我家邻居邹老师,四川人,教体育的,建议我填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虽然老师当时也不可能准确地表述外贸是个怎样的行业,但他认为,改革开放后外贸必会发展;北京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那里学习,可以见多识广,发展的机会也会多一些。而我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陈辉岳,是武大俄语专业毕业的,认为武大和北外贸都是一类学校,但武大是名校,北外贸没什么名气,如何选择,让我自己决定。
    我们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改革开放初期的高中毕业生,与现如今的同龄人相比,无论从知识结构,眼界高低,见识多寡等各个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相去太远了。因此,除了略知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分别外,可以说关于学科专业选择方面的知识,我们一无所知,更别说有关就业、个人发展设计等,连想都没想过。当时唯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远走高飞,离家越远越好。根据自己的考试成绩,北外贸是我内心的第一选择。但碍于父亲的阻拦,我的第一志愿还是填了武大,并交到了班主任的手里。
    自交志愿表那一刻起,对北京的向往就越来越强烈。对于一个仅在儿时到过武汉亲戚家小住,除此外从未出过县门的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首都有着魔幻般的吸引力。加之当时家庭氛围因经济拮据而不谐和,父亲脾气暴躁,性格专制,远离家乡的愿望异常强烈。经过一整夜的思想斗争,我决定背着父亲改报志愿。于是,在交志愿表的第二天,我到了班主任家里,将第一志愿改成了北外贸。
    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所有的志愿表由学校统一上交的前一天晚上,我父亲欲了解我们英语小班其他几位同学填报志愿的情况,顺便看到了我改过的志愿表。回家后,父亲一脸的不高兴,甩了一句话给我,“翅膀硬了,是吧?以后你自己的事情自己管!”从此父亲不再理我,就像家里没我这个人似的。又过了几天,父亲随学校组织的旅游团去了庐山修养,约十来天后回家时,我忐忑地迎接他,“爸爸,您回来了!”父亲“嗯”了一声,对我仍旧是不理不睬。
    终于,我盼来了十七年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天。那天下午大概两、三点钟,学校传达室的祁师傅一路小跑地到我家,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陈老师,陈老师,恭喜,恭喜!您家老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立马跑出门迎接祁师傅,拿到了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信封装着的录取通知书,心里的那种高兴和激动真是无以言表。我将信封撕开,将大红的通知书递给父亲。父亲居然劈头泼了我一头冷水,“那么远,被子都得准备两床!”这是父亲自不答理我近一个月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之后,便是赴北京前的准备工作,由于家境的不宽裕,为了我上大学,父母几乎竭尽其所有。
    如今,我大学毕业已二十年有余了。回想当时的选择,我仍然毫不后悔,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一段从懵懂到初知人世,从无知到开始文化积累的美好时光。
    顺便说一下我的母校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她于一九八四年改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她赢得了其应有的地位和荣耀,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初中期,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界最为璀璨的名星之一,弃北大清华而择经贸大者大有人在。虽然,从综合实力而言,仍然不能说经贸大就超过了武汉大学,我仍旧不后悔我当初的选择。〔返回

于二○○四年十一月三日


逃 考

    昨日又有中学老同学的聚会,不由得想起二十余年前,一件不为大多数同学所知的趣事,遂欣然提笔,将我们当时的逃考事件细说开来,算是对那段幼稚但纯真、紧张却茫然时光的缅怀。
    记得那是一九七九年高考前的一周,所有的考生和毕业班的老师们都在为即将来临的考试作最后的准备。因为是正式恢复高考的第三次,老师们热情高昂,也有些经验,都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为同学们布置最后的复习重点,按照预测的考试题型作最后的演练。同学们则根据学校的复习总安排,各自制定了自己最后的冲刺计划,准备根据考试的日程、科目顺序,各科成绩的强弱,既有计划,又有侧重地度过高考前那最为紧张的一星期。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外的是,学校接到了不知是省教育局还是地区教育局的通知,所有应考考生必须参加一次正式高考前的摸底统考,好像是五科一天考完。一时间,毕业班哗然一片,同学们有的愤慨,有的不知所措,直抱怨最后一周的复习计划将因此被彻底打乱。考好了,自然皆大欢喜;考砸了,信心和情绪肯定有负面影响。毕业班的老师和校领导们虽也觉得唐突,但终究胳膀拧不过大腿,毕竟那还是啥都要“计划”的一刀切年代,上面的指示和决定谁人敢违抗?于是,在老师和校领导的思想工作下,同学们只得仓促调整复习计划,先对付摸底统考,再准备正式高考。
    摸底考试那天,我如平常一样,不到六点便起床了,但不像往日,早锻炼、晨读、早餐,然后到课堂,而是将按原复习计划所需要的所有复习资料清理进书包,不声不响地溜出了校门(当时我家在学校),按照约定到了县电力局宿舍-我的同学吴建嘉专门复习的房间,与吴建嘉、刘小天会合,继续按照原自定计划复习。
    那一天,过得一如平常,我们三人并没有因为逃考诚惶诚恐,影响复习进程和效率。只是到了临近下午放学的时候,才觉得有些心理负担,不知第二天如何去面对老师。而我则更多了一层忧虑,因为我有一个十分严厉的父亲。但想想都是为了高考出好成绩,大家也就都没太往深里去想逃考的事。
    回家见到父亲时,心里直打鼓,一顿呵斥恐怕是难免的了。不曾想,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问道:“不参加统考,跑哪里去了?让老师们急死了。”后来,从父亲那里了解到,当考试铃声响起,学校发现少了三位学生时,监考老师,班主任满学校地找寻,后来还惊动了校长,作为家长和教师的父亲是免不了被学校质询的。可以说,逃考事件在当天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要知道,我们可是总共才有七个学生的英语小班呀,更何况我还是班里的好学生。
    第二天,我们三人再到学校时,一切如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现在想来,真是值得庆幸,捅了那么大的漏子,居然相安无事。逃考事件即便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当事人恐怕也难逃苛责或处罚。或许,是学校为了高考大计,不与我等“小人”计较吧。
    现在回想此事,仍为当时少不经事的鲁莽而后怕。其实,只要平时的基础打扎实了,临时增加一次考试,重新调整一下备考计划,应该不至于有多大的影响。但若学校以逃考按纪律论处,家长以棍棒伺候,当时小小年纪,考前的心理和情绪必会起伏不定,能否正常应对高考,获得同样的考试成绩,就未可知了。那可是决定我们人生的一次考试呀!〔返回

于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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