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老师告诉我，去年是虹桥小学建校100周年，叫我写点纪念文字。我一想：母校100周年，而我离开母校也50来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读的小学当时叫虹桥区中心小学，在虹河北岸区公所旁边，解放前叫“女学堂”。最早只有一幢二层楼房校舍，到我们读三四年级时，学校从修水库将会被水淹的龙顺坑村买了拆迁房，发动学生去搬木料砖料，盖了一个大礼堂，又盖了一圈房子，将学校围成一个四方形校舍。直到本世纪初，学校虽多次更名，但整个规模始终不变。
然而，我的小学一年级却是在虹桥中学、当时叫“沙河学堂”里读的。
1956年，我七岁。有一天，小伙伴说，我们读书去吧。于是呼啦啦一帮人直往沙河学堂去。报名时，我的年龄还差一岁，本不让上学的，但让我数数到一百，让我认颜色，让我认国旗，都没问题，就同意了。
当时的虹小本部在“女学堂”，大概是老校产问题吧，沙河学堂的中学里还有小学的几个老教室，我们就在这老教室里上一年级。
一年级的班主任是谷金标老师，个子矮矮的，小平头，人很朴实。可惜他只教了半年，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去进修了（多少年后，我大学毕业回乐清，他已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对我分配工作很关照）。教算术的是万守霞老师。她很和气，教书很耐心（后来才知道当时她就是很有名气的小学低幼教师，拿现在情况看，可以是小学特级教师，可惜当时没有评职称）。第一节课，她用乐清城关镇的口音（那时还不实行普通话）带着我们念数字：“‘1’字直一直，样子像粉笔！”第二节课念：“‘2’字弯一弯，样子像只鸭！”第三节念：“‘3’字弯又勾，样子像秤钩。”……就这样一直念到“10”。这几句记得很深。还有语文课。记得我回家，我那刚上了一个月扫盲班的母亲教我读书：“劳动改造———了世界！”由于那个“了”字念得特别重（现在知道是断句错了），也记住了。小学六年，读了许多书，其他的都忘了，就这几句，却一直记得，原因是：形象！
读了一年级，我们就转到“女学堂”里去了。
“女学堂”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大。因我们原来在中学旁边几个教室蜷缩着上课，一下子到了本部，觉得进出的校门大，活动的操场大。还有人多，虽然每个级段只有二三个班，整个学校只有几百个人，但集中起来，把大操场排得黑压压一片，在当年孩子的眼中，觉得人真多！第二个感觉是敲钟，大会集中和上课的敲钟我们也觉得新奇。因为在沙河学堂里只有二三个班级，上下课都摇铃，铃声没有钟声洪亮。小学操场前面有条河，河上有条桥，我们进校出校都要过桥。桥两边沿河有一排杨柳树，那口钟是挂在杨柳树上的。钟摆上吊着一根麻绳，长长地垂着挽在另一棵杨柳树上。这样，两树之间就有了个半圆形，很好看的。我们没事就去看这口钟，研究为何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来。有时趁没有人，也偷偷地拉一拉那绳子，可力气不够，敲不响，于是就崇拜那敲钟的校工。敲钟的校工县西人（虹桥人称乐成镇以西的柳市人为县西人），个子高高的，很凶。看我们围在钟下，就恶狠狠地赶：“走走走，上课去！”我们只能怏怏地去上课。敲钟的亲近不了，就去亲近他儿子。他儿子可能比我们大一点（也可能比我们小一点），不知怎的没上学，整天跟在他爸爸后面屁颠屁颠的。也许孤独，他很欢迎我们，就给我们念快板：
月光夜，打灯笼，
摸黑夜，墙边巡（音虫）……
当时觉得这快板有点怪：为什么月光夜了还打灯笼呢？却记住了。
后来这敲钟人调走了，孩子也不见了。孩子到哪里去了呢？不知道，后来一直没见过。现在该有60来岁了吧？至于新调来敲钟的是什么人，不知道。因为我们已对敲钟没有了兴趣，并且又没有会唸快板的孩子。
敲钟人换了，钟声还是依旧的。比如从容不迫的连续两声：“当当……当当……当当……”那是上下课。我们不喜欢上课，却喜欢下课的钟声，特别是第三节。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大家吃不饱饭，到第三节时肚子咕咕叫，很渴望钟声。有时钟还没敲完，人已一个箭步冲出教室了。而连续急匆匆的单声“当当当当当当……”，那是集合。集合很重要，集合时班主任总是急急地催：“快快快，集合！”
我们知道集合就是听训话，训话的是校领导，校领导是教导主任、校长、书记。教导主任姓黄，个子高高的，说一些纪律啊、上课啊等琐碎的业务。因为他训话总是眼睛朝天，我们就能看到他长长的脖子，以及脖子上不断滚动的喉结。他的喉结很大很粗，远处也能看见。主任讲了是校长。校长姓董，个子不高，但态度威严。一般都是批评，某某班某某事不对，某某同学某某事不对，等等等等。批得我们不敢看他的脖子，只低头看地，并急切地等书记讲话。书记姓陈，讲话很温和，并且短。有时甚至点点头说，不讲了不讲了。校长就要他讲。他就讲炼钢铁啊大跃进啊等等。话也不多。书记话不多，书记夫人却有话。夫人姓林，教我们政治，又是学校副教导主任。有时黄主任不在，有时黄主任在却不讲话时，她就讲了。她也像黄主任，唠叨些琐事。但她的眼睛不看天，看着我们，看得我们无法看她的脖子。脖子看不成，就看她的肚子。她的肚子有特色，又大又圆，腆得高高的（那时她正怀孕），听她训话，都担心会从她衣服里掉下个圆球来。
那时的老师是：老调动，老走人。班主任谷老师走了，教算术的陈希凤老师、屠素贞老师走了，教美术的郑云彪老师，教唱歌的施正老师，也走了。还有一位教唱歌的王老师，高高大大的，教我们唱《二月里来》，声音宏亮，中气十足，不久也走了。听说是什么“反革命”。我们都奇怪，能把《二月里来》唱得如此阳光的人怎么就“反革命”了呢？（不知道是不是冤案）。还有一位姓周的老师，普通话说得漂亮。一次除四害打麻雀，全民动员，全校放假，大家舞红旗，敲锣打鼓（我们敲面盂、盘碗）赶麻雀。周老师站在学校大楼屋脊上，拿喇叭喊话，挥红旗指挥，威风八面的。一下子也走了，说是犯事了。不知犯什么事。不犯事的也走。训话的黄主任、董校长、陈书记都走了。不走的只有钱老师，教我们五年，从一年级下学期到五年级，都教我们语文，当班主任。
钱老师叫钱馥庭，师范刚毕业。年纪二十多岁，穿一件灰白色中山装，中山装左边口袋上总别着一枚团徽。钱老师的最大特点是与学生打成一片。人和气，孩子气，不像老师，像大哥哥。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位同学课内不大守纪律，课外思想很活跃，出挑，经常爬墙头看戏看电影，有时还和人打架。看戏不算还做戏，成立小戏班，卖一分钱一票给比我们小的孩子看。我、维忠、庆栋、方新、益明、祖龙、昌东等十几个同学，有前台做戏，有后台做道具的。做道具的同学画画得好，不但官帽、戏衣（纸做的）画得像，还画食堂的饭票，居然冒充过去，让我们吃了二餐白米饭。可惜第三次去被抓住了，告到学校去。于是，在一些老师眼中，我们是一批比较顽皮的坏孩子。但钱老师不这么看，他用兴趣小组吸引我们。我们的教室在主楼后面。穿过大礼堂和厕所是一片空地，穿过空地是电厂、派出所，我们教室就与它们毗邻。教室前面有一个水池，电厂的，放冷却水。冬天时，我们还可以在池里洗手，很暖和的。我们在教室外的空地上种菜，还放水箱测天气，成立气象站，我们的同学方新当站长，每天拿温度计测水温，煞有介事的。钱老师还让我们养鸡养兔，让我们值班管理，星期天他回家（他的家在乡下），还让我们睡他的房间。他一边开发我们的智力，一边将我们团结在他的周围。
有两件事，我至今不忘。
四年级时，我特别喜欢连环画，又没钱买，就将家里的一些废铜烂铁拿去卖了换钱买书。废铜烂铁卖光以后，就将家具箱上的铜环也撬下来卖了。铜环撬了，开头没被大人发现，因我在拆了铜环的木板上涂了墨汁，房间里光线暗，看不出来。一天夜里，我妈要在箱里找衣服，用洋油灯照，一照就照出天花板上两个光圈，才知道铜环没有了，于是被父亲打了一顿。后来，母亲发现自己放箱子里的金戒指不见了，怀疑也是我拿去换钱了，就报告了钱老师。钱老师把我留在学校里谈话，问我，你买连环画的钱哪里来的？我说拾废铜烂铁卖的。钱老师说，哪里拾的？我说，很远很远的地方。钱老师说，很远很远？我看很近很近，家里拿的吧？于是问有没有拿家里的金戒指？我说，没有。就不让我回家吃晚饭，自己也不吃饭，一直谈话到夜里，谈到母亲终于在衣服堆里找到了金戒指，才放我回家。第二件事，是那年秋收冬种，学校组织学生下乡割稻半个月，我因娇生惯养，吃不了劳动之苦，中途偷偷溜回来。学校说我是逃兵，要开班会批评。钱老师没有开班会，只找我谈话批评。当时不知道钱老师的用心，只觉得他对我太严厉。
当然，钱老师对我关心，我是知道的。他教我朗诵诗歌，让我参加学校演出，辅导我写作文。我朗诵的诗歌《祖国跨上了跃进的骏马》在学校获了奖后，他又辅导我们排了集体朗诵诗歌节目：《总有一天会这样》。可惜诗歌的句子全忘了。只记得内容是，总有一天我们会这样地当工人、当农民、当教师、当解放军等等。我在前面领诵。两排男女同学在我背后作工人、农民、教师、解放军的动作配合。也有不配合的甚至捣蛋的。有穿红灯芯绒衣服的女同学很调皮，排练时老在我后面拉我的皮带，烦得我骂她“红妖精”。后来，这节目在学校里得了奖。再后来，这拉我皮带的“红妖精”成了我的妻子。
诗歌朗诵让我展示了文艺的才能。学校在排参加区里和县里会演节目时找到了我。那是一个儿童歌舞剧，叫《鲤鱼上山》。大意是山区修水库，鲤鱼都上山进水库了，鲤鱼上山时一路上遇到准备下山的野猪、青蛙、玉米、冬瓜等等。我和我班一位同学庆芝饰演玉米，有好几段唱都忘了，就记住二句：
没啥没啥，
我也正要看看我的老家……
1960年“五四”青年节，钱老师和我班十几位平时比较淘气的同学合影，并在照片后面写了一首诗：
饮水思源
四十一年以前的今天，
顾正红、林祥谦
为了人类的平等、自由，
跟三大敌人
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六十年代的现在，
徐双喜、王采荣
为了祖国的财产
跟烈火进行奋不顾身的搏斗。
受了学校五年教育的现在，
红领巾，少先队员
为了继承前辈革命事业
先烈的遗志
而顽强刻苦的学习
积极热情的劳动，
准备着：
为共产主义事业
而奋斗！
看了钱老师这首诗，我就想：原来诗是这样写出来的？原来诗是谁都可以写出来的？于是，我也喜欢上写诗写作文。后来，我的作文在全校和全区小学生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那天学校操场里放《三打白骨精》电影，我骑在父亲脖子上看。屏幕上打出幻灯是全区小学生作文比赛和乒乓球比赛获奖名单，我是作文比赛第一名，我的堂兄文杰是乒乓球比赛第一名。我问父亲，乒乓第一好还是作文第一好？父亲说：当然作文好！这话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子。
从现在来看，钱老师这首诗并不怎么样，但当年对我的启蒙和鼓舞作用是很大的。
有两件事一直让我纳闷。一是钱老师除了上课用普通话点我名字外，平时都叫我小名“马儿”（后来，他给我写信时称我为“小刘”）。二是钱老师当我们班主任时对学生爱憎分明。他对我们这些出身工人农民的孩子特别好，而对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态度冷淡，乃至有点歧视，致使这些同学中至今仍有耿耿于怀的。第一件事我不久就知道了：钱老师的父亲与我同名。我于是就想：钱老师对一位与他父亲同名的学生偏爱以至到了偏袒的程度，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呢？第二件事情，是直到“文革”中才听说的：钱老师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不好，地主成份，他的祖父还在解放初被政府镇压了的。我听后大吃一惊，真想不到整天别着团徽，思想这样进步的钱老师居然有这以一个家庭背景？那么，当年他那样冷淡地对待那些与他一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又是怎样一种扭曲的心态呢？
自然，钱老师的家庭出身让他在“文革”中吃够了苦头。
也是多少年后才知道，钱老师当年对我们的偏袒就承受了许多压力并付出了代价的。
虹桥镬炉厂有位工人，我们叫他忠志老师。他大概在部队或什么地方演过话剧，就辅导我们排一本独幕剧《山魂》。剧本的故事很简单：国民党部队抓住一位地下共产党员，让他带领着上山找游击队，地下党员把国民党部队带上悬崖，然后跳崖自尽。我演地下党员，福金、方新、益明等同学分别演国民党军官和士兵。戏排得不错了，我们请钱老师让我们参加学校会演。钱老师向学校报告时，校领导开头不答应，认为我们这帮淘气鬼，不会演出好东西来。钱老师力就排众议地争取，终于同意了，没想演出时砸了锅。问题全在于我，因为我看见演国民党士兵的方新、益民低头哈腰抢烟头，演国民党军官的福金端着肩头人模狗样地踱方步的滑稽样子忍不住笑了，我一笑，台上台下全笑，戏就演不下去了。于是，有领导发话，说这些学生，正派人物演不像，反派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可见本质上就是坏学生。还有人说，怎么样的老师喜欢怎样的学生。言下之意学生坏老师也坏等等。这些话都是后来听说的，到底有没有说，无从考查。后来我与钱老师同校教书几年，他也没有说起这件事。多少年后，我们这批“坏孩子”有的当工人，有的当老师，有的当厂长，有的当老板，都混得有模有样，并且和钱老师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大家好像都忘了当年这件事。直到钱老师生病、去世，我们都没有向他问起这件事。不过，从那次失败的演出以后，钱老师被调出虹桥区小、到偏远的乡下大崧小学教书倒是事实。
钱老师六十岁时，我们几位学生给他送上一个匾，匾上写了一句感谢的话：“绛帐耆英，师恩永铭。”这是发自我们内心的。
后来，我们还在小学里读了一年。
然而，钱老师的调走，好像把我们的乐趣也带走了，此后没有了故事。我们的班级也没有了，并到别班里去了。班主任刘老师是个严厉的人，我们好像被调教得听话了。加上临近毕业，我们匆匆忙忙地读完六年级，匆匆忙忙地升上了初中，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小学。
一晃50来年过去。我也从虹桥到乐清到温州，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中间也曾回学校看过两次，一次是校舍依旧，熟悉的老师没有了；一次是满目店铺，旧校已无从辨认了。现在，现在据说原校舍即将改造，新校舍正在基建，估计规模更大，气派更新，但我儿时的小学已无从寻觅了……
在庆祝虹桥小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本该写些祝贺的话，或回忆一些高兴的事，但一下笔却都是琐事、淡事乃至扫兴事。怎么办呢？写下吧，也许这些事会对今天的老师、学生有用呢。再说，谁让你就记住这些呢？
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既是微笑，即使含泪，也是梦中的真，真中的梦，用它献给我的小学和老师吧。
现在看来，小学阶段已形成我人生的雏型和方向了。为这，我是要感谢培养和塑造了我的母校和老师的。
